清华教授薛澜的洞察：敏捷治理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一种模式

　　原标题：清华教授薛澜的洞察：敏捷治理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一种模式

　　在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人工智能的治理跟不上，不但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各种风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制约AI本身的发展。

　　他告诉记者，当前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来规制其潜在的风险，这和过去是有差别的。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都在用比较成熟的技术，中国可以借鉴其它国家治理这些技术的经验。而现在不同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发展期，所以大家都没有现成的规制体系。这样就使得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在同步发展我们的规制体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

　　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高度重视治理问题。2019年2月，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同年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

　　薛澜说，在科技领域，很多技术都像硬币的两面，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存在风险，而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领域。在谈到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时，他表示，这些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有了一些转变，从最开始的回应式治理模式再到最近的集中治理模式。我们期待能够尽快转变到第三个模式，就是敏捷治理模式。

　　在回应式治理模式下，我们主导的思路是鼓励创新鼓励发展，但针对出现的一些风险和问题，科技部推动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出台新的人工智能治理的准则，以及去年出台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南等。

　　“这些措施主要是回应性、引导性、非强制性的措施。而从去年开始，我们进入了集中治理的模式。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原来的回应性治理，有些问题的应对不够集中、不够及时，积累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触发了集中治理。现在，很多部门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来进行整治。这种集中治理的模式虽然见效比较快，但也会带来相当程度上的成本。” 薛澜表示。

　　在他看来，相比前两种治理模式，敏捷治理更有能效地平衡促进技术创新和规制潜在风险两方面的考虑。“中国人工智能治理规则里面专门有一条规则就是敏捷治理，而在治理实践中如何落实？可以从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工具来着手。”

　　他说，从最开始的回应性治理到现在集中式治理，我们希望尽快进入敏捷治理的阶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稳定合理的预期。

　　2020年1月4日，薛澜在出席“第五届新经济智库大会”期间发表了《成长的烦恼：新经济的发展与治理》的主题演讲。他表示，政府对平台的不恰当规制，可能伤害其竞争力，从而给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解决新经济的成长烦恼，需要“敏捷治理”，在新经济的条件下，规制者和企业之间必须得相互学习，相互适应。

　　我要讲一个成长的烦恼，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烦恼我们要解决。首先，第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新经济的发展背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有一些数据跟大家讨论；第二，确实是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确实它带来了一些烦恼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解决，这就是我要讲的内容。

　　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应该说方方面面的，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等很多新技术带来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信息世界都能连在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应用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从2012—2016年应到哪些领域?直观的理解，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电子商务，大家看到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确实是蓬勃发展。这个背后，大家看到蓝线，就是我们互联网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个背后是互联网。

　　当然，互联网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科技发展，高速的发展，这个纵轴是科技发展的年代，一代技术到一代技术发展的年代，大家可以看到，横轴是时间，大家看时间越接近速度发展是加速度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的数字，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怎么来的，背后也让大家看到，在过去这些年人工智能它的科技，它的发展，这里面发表的应用领域，发表的论文，还有专利等等，都远远超过其他领域。

　　下面这个比较平的线是其他，下面高速发展的是人工智能领域，实际上人工智能这几年爆发并不是偶然，背后大家看到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当然，新经济背后的科技发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发展其实带来商业模式的不断改变。大家可以看到，从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当时新经济已经出现了，当时更多的是适者生存，谁能够活下来。按照马云的话讲是后天很美好，但不幸你可能在明天就牺牲了。到了2005年—2015年期间，这就是创新期，谁能够推出更快更多的创新就能够胜利，能活下来，到现在为止就是引领者。

　　在未来，乔治·吉尔德先生说谁掌握区块链谁就能赢得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在新的规则下，从传统的，我们讲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等等，现在可能很大程度是流量市场的竞争和流量规则的重构，这些是构成了我们新经济发展背后的一些新的模式。

　　在今天，我不用多说，新经济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和方便？但是另外一点也别忘了，新经济也带来一系列的烦恼。这个烦恼，首先从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新经济我们在学术研究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我怎么解释蓬勃的创新活动和迟缓的生产率增长。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例，美国应该是创新非常活跃的国家，以它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作为例子，47年到83年平均是2.8%，02年到07年1.6%，07年到现在是1.3%，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劳动生产率增长恰恰是非常迟缓的，这显然和我们传统的理解，创新推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完全不符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平台型技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非竞争的产品，因为新经济最核心是资源的稀缺，MC是逐渐增大的，这个就涉及到价格的问题，但现在MC是零，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这样的话生产率增长就反映不出来。说不定背后是整个经济理论都需要创新，原来基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发展出来的理论，可能在新经济时代需要重新考虑。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创新悖论。创新悖论如果大家了解创新理论都知道，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带来更大的收益。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相比是颠覆性创新，数码相机和胶卷相机相比是一种创新。但是在新经济这种技术非常快的传播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对少数企业有益，但是对其他人有害的创新呢，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比如传统的纯消费型主义，一次性扔的东西，带来生态环境的危害。金融创新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针对儿童的，很容易上瘾的游戏，给小孩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它也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一定对社会那么有利。

　　第三个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平台经济的双失灵现象，主要是指经济性监管的问题。一方面大家知道由于网络外部型和规模经济，由一个大的平台协调交易等等很有可能在经济规律上是效率最高的选择，但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的自然垄断的现象出现，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规制；但另一方面，整个的平台经济动态的发展，实际上政府往往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合理监管的，导致了治理失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双失灵，同时出现了。当然大家也知道，由于平台经济变化非常快，很有可能政府如果对平台不恰当的规制，就有可能伤害竞争力，说不定给市场之外的竞争者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下也给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还有一类监管是社会性监管。可能生产消费活动，给社会带来一些负的外部性，有可能有种种表现形式，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互联网平台经济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处理和使用当中，有可能存在对用户的潜在危害或者不利影响，好比说信息不对称，有的平台经济对用户数据使用没有得到用户的许可，或者对用户的利益没有恰当的分享，还有就是保护不当，造成信息的泄露，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伤害。对于这一类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规制，很多的国家目前讨论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涉及到对这类问题的解决。

　　下面我们讲针对这些烦恼怎么解决。传统我们都知道，对自然垄断，包括对负的外部性等等我们都有一系列规制的思路。但是传统思路也有一些问题，首先，传统思路是需要政府通过一些公平公正政策手段和流程，最后制定规则。但这样的规则往往是旷日持久，尤其新经济规则下，新利益的分配有一些平衡，但是商业模式可能很快就变了，等你真正出来，规则早就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提出来，敏捷治理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一种模式。这种敏捷治理的基本思路，首先就是政策目标是在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权衡，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这二者之间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进行平衡。另外一点，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一般是希望规则能够非常全面、准确、完整，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得跟上创新的速度，能够非常迅速敏捷的进行反应，所以这二者之间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个怎么平衡。

　　在新经济的条件下，规制者和企业之间必须得相互学习，相互适应。因为确实政府有很多的，它需要从企业当中学习的。前几年到加州工业社会委员会了解无人驾驶规制政策制定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无人驾驶公司请过来，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就是规制者和企业之间要相互学习。另外就是企业诉求和公共安全之间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比如很多消费者利用阿里的平台，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政策工具，传统的政策工具，罚钱非常狠，大家知道像美国和欧洲，一罚都是多少亿，现在已经创记录了。当然这种罚对大公司问题不大，但对很多种小公司，一巴掌下来必死无疑。所以怎么样助推引导，而不是一巴掌打死，很多政策工具就需要做新的调整。最后，你规制的方式也得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不断与时俱进。

　　刚才我讲的主要是从政府规制的角度，但是另外一点，在新经济时代，企业要承担起企业责任，行业要承担行业的责任。企业内部怎么样建立规则，从源头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对公众权益的保护等等。另外，我主动接受监督，更好参与治理，像阿里等平台，已经走在监管部门的前面，能够让用户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使得他们能够真正的实行自我监督，刚才讲类似于公民审判员一样，类似于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行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建立规则，同时推进并监督规则的执行，最后改进规则。所以在这些方面，在新经济时代，承担保护公众利益责任的，不仅仅是政府，也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大家自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参与到新经济的发展和引导过程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