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对政府如何建构市场的洞察

　　最近阅读翟东升的著作《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有无数对经济社会非常有洞察的认识。这里，给出其对政府建构市场的基本认识，并将其延伸到水运业。

　　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是国家力量越强大，经济发展越好，人均GDP越高，其人民越活的像人一样。这一事实似乎同我们的日常体验相违背，但用直观经验而非逻辑推理和数据验证去解释世界，是前科学时代的典型特征。

　　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在于借助一系列可证伪(甚至可重复)的方法帮助我们的认识超越表象、经验和常识，去理解那些隐藏在这个世界表象背后又远比我们的直观感受复杂而深刻得多的道理。在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直观经验再次欺骗了我们，人们所观察到的私人部门的努力和财富循环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表象，而支撑这种表象的底层结构，恰恰是公共部门的各种功能，它们如同空气之于人一般，很少被认可、更少被欣赏，却是各类经济活动须臾不可缺的生存基础。

　　基本事实是，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某种公共产品(政府服务)的支持，越是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越离不开复杂、专业而高成本的公共产品(政府服务)的支持。

　　最常见也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从而向其辖区内民众提供的安全与和平，舍此，人们无法参与到正常的生产和交易中去;教育和医疗的普及可以让经济活动获得健康而有能力的劳动者和创业者;进一步，如果能打击扰乱社会和市场秩序的行为，比如反垄断、反欺诈、反假冒伪劣，那么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就能提高;再进一步，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得到补贴，其外部性能被政府行为所内部化，那么基础设施的进步将大大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更进一步，通过法律的授权和对失信者的惩处，信用体系得以建立健全，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资金成本，让交易和投资更易达成;通过压制地方政府和各种行业势力的保护倾向，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通过国际条约和贸易谈判，本国的优势商品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统一和扩张内外市场的官方努力可以让本国的核心产业扩大产能从而获得规模效应和竞争力;假如想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除了对技术研发进行补贴之外，还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而必要的保护，因而需要专门的法庭和执法队伍，这些公共产品都是为了对技术研发和创新所蕴含的外部性予以必要的弥补: 社会保障体系和财富再分配体系可以塑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功能是不但扩大了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而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路线的推广，其门槛之所以高是因为传统模式和传统技术已经同社会进行了多年的磨合与共生，要撕裂并重构这种传统运行体系会带来一部分群体的痛苦、阻挠和反抗，所以政府必须对他们予以必要的压制、诱导和补偿，从而让社会技术进步和治理变革得以实现。

　　总之，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同该国的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张和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对应关系;政府越大越强、公共产品供给越充分，经济活动就越复杂、越高级。

　　事实上，即便是市场本身都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创造和维护的复杂公共产品。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华裔副行长文一教授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其书中对市场是政府的创造物有系统论述。他认为，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市场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大小、方向和速度。”“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一个强势有为的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39-42

　　在另一本书《激进市场》(埃里克波斯纳，格伦韦尔著，胡雨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8月：223)中，对市场的运行提出了非常恰当的比喻。

　　市场巧妙地利用了分布式人类计算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分配资源的方式是目前计算机无法匹敌的。冯·米塞斯说得对，一群专家制的中央计划无法取代市场体系。但他的观点被错误地视为暗示市场是“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为创造的经济资源管理方案。事实上，市场制度并非自然形成的。人类以法官、立法者、管理者，甚至私营业主的身份创造了市场，而拥有这些身份的人常常会通过构建组织来创建和管理市场。

　　虽然市场是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它们是否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它们编程的方式。我们提倡“激进市场”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阶段，当合作规模太大而无法通过道德经济来对其进行管理时，市场是最适合为最多数人实现最大利益的计算机。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修复市场代码中的漏洞，并使其产生更多财富，从而被更公平地分配。

　　在水运领域，政府作为市场得以有效运转的编程者，一直以来都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水运是货运流通的基础性通道，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私人资本并没有动力投资。通道建好后，倒是有私人资本愿意投资跑船。

　　设置怎样的“程序”才能让这个过程循环起来?瓶颈约束阶段，水运领域的港口建设费、货物港务费、船舶港务费、航养费等都是为了快速提升供给能力而设置的水运运行“程序”，或者可以被称为水运得以正常运营的原动力。这些资金用来建设港口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航道，还用来保证支持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

　　货主总希望运价越来越低，以为自由竞争就会让市场变得更好，让货主可以获得质优价廉的运输。殊不知，这些必要的监管和政策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前提，否则就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并非会导致运费更低，而是相反，让所有可能的商业活动都逃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程序”完美无缺，一定发展阶段所对应的政策具有解决当时问题的时代特征，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就像我们在使用某款计算机程序的时候，程序设计者会不断发布程序的补丁，让程序的漏洞逐步减少。能够根据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断做到改进，就是一个好程序。

　　水运业当下的发展主题，是高质量发展，需要业界共同推出适应于新时代的“程序”，进而让水运业在“自身强”和“强国家”上继续发展作用。目前，能够看到的技术创新在水运业领域的应用，都不可能让水运业发生颠覆性变化。在原有模式上的修修补补，终归只会让水运业的蛋糕越做越小。什么样技术创新，能够让水运业再次腾飞?其背后要匹配怎样的“程序”，才能让水运行业再次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竞逐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