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常 畅 杨鲁新 我国英语教材研究60年述评———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杨鲁新，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写作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秘书长，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21—2025 年）。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语言课程与教学、第二语言写作教学、外语教师教育及学术读写能力发展。

　　本文以我国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270篇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述评1962-2022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结果显示，研究论文数量呈现“过山车”式发展趋势，且在期刊论文总量中占比较小；研究视角注重宏观理论探讨和客位研究者观察，多学科综合剖析缺乏；研究主题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研发等方面，但系统性欠缺；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和混合研究匮乏。未来研究应注重内容覆盖面、视角立体化及范式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和国家事权。作为极为重要的教学要素，教材研究与教学发展相生相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语教学发展历程见证了英语教材研究的演进。已有研究者回顾梳理了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发展（如柳华妮 2013；杨港，陈坚林 2013），但相关综述涵盖的时段较为有限，历史回溯不够，前景展望不足。本文立足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新时代背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语教材研究状况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综合考察，总结成就，洞见问题，瞻望未来，以期推动我国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和外语教学改革发展。

　　在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初步检索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英语教材研究文献的年份始于1962年。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为：（1）1962-2022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整体概貌如何？（2）国内英语教材研究有哪些类别，涉及哪些内容？（3）国内英语教材研究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如何发展？

　　笔者主要在中国知网收集数据，具体步骤如下：（1）选取期刊，选定国内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2）检索文献，论文发表时段为1962年至2022年，分别以“教材”、“英语教材”为关键词，进行篇名、关键词、主题和全文等穷尽性检索；（3）甄别文献，逐一阅读检索所得的中文论文，剔除非研究性文献（如会议摘要、访谈等），最后得到论文270篇；（4）建立文献库，论文全部编号后导入Excel和CiteSpace软件。

　　数据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根据论文发表年份，使用Excel软件对发文量进行统计，揭示论文发表整体趋势；运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对文献进行共现分析、共被引分析、聚类分析，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初步厘清英语教材研究核心领域及热点变化。

　　定性分析采用类属分析法（陈向明 2000），进行三级编码。首先，依据CiteSpace初步生成的研究核心领域，寻找与“外语教材”、“教材编写”、“教材建设”、“教材评估”、“教材分析”、“教材研发”等相关的意义单位，并进行标注。其次，仔细审读文献，对意义单位进行类属划分，例如教材中的“语用知识分析”与“中华文化分析”都属于“教材内容分析”。第三，综合意义单位之间、意义单位与类属之间以及类属之间的关系，确认编码框架（参见下文表1）。最后，根据CiteSpace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按照编码框架进一步分析文献内容。

　　1962-2022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文献数量呈动态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沉寂期（1962-1979年）：仅有3篇论文，主要涉及教材编写者的感想与体会。第二阶段兴起期（1980-1998年）：英语教材问题逐渐引发研究者关注，发文量有所增长，但仍在低位运行。第三阶段蓬勃发展期（1999-2022年）：英语教材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不断拓展，发文量波动增长，2009年达到峰值16篇。究其原因，英语教学改革推动教材研究热点频现，教材研究快速发展。

　　文献分类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把握研究态势。借鉴以往国内外语教学研究分类方法（文秋芳2001），笔者将英语教材研究文献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综述研究3类。270篇论文中，理论研究数量最多，共155篇（占57.4%）；实证研究数量次之，有104篇（占38.5%）；综述研究最少，为11篇（占4.1%）。

　　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1962-1982年的发文量为7篇，均为理论研究，无实证和综述研究，这表明理论研究早于实证和综述研究。2001年后，理论和实证研究数量均有所增加，综述研究数量则仍然较少。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与要点。某一领域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可代表该领域研究热点（冯佳等 2014）。笔者运用CiteSpace对1962-2022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进行分析，并绘制了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2）。

　　在图2中，圆形节点代表文献的关键词，圆圈面积越大，说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国内英语教材研究高频关键词包括教材改革、英语教材、大学英语、外语教学、教材编写、教材开发、教材评估、写作练习、听说能力、阅读理解、口译教材等。对270篇论文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60年间，英语教材理论研究最多（155篇），呈现从宏观理论研究转向微观理论探讨的趋势。宏观理论研究聚焦3个方面。第一，教材与教学的关系。课堂教学的三要素包括教材、教师与学生。英语教材研究伊始，研究者便开始关注教材与教学的关系。2010年之后，国内学者开始从整体教育观（赵林静，柳华妮 2012）、立体式概念（陈坚林 2011）、图式理论（刘辉 2014）等多种角度探讨英语教材与课程、教法、教师、学生之间的关联。

　　第二，教材建设理论研究。庄智象（2005）回顾了英语专业本科生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特点，并提出应建设合乎国情、理念新颖、体系完备、方法科学、手段现代的立体化外语教材。其后，国内学者陆续从整合框架、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国家安全视域、新文科建设等多重视角探究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内涵、转向与实施路径（如庄智象等 2013）。新时代英语教材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课程标准、学习者、教师、外语生态环境、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同样受到关注（刘道义 2020）。

　　第三，教材评估理论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探讨英语教材评估体系建设，涉及国外英语教材评估体系的启示（赵勇，郑树棠 2006），大学英语教材审定与选用制度在目标、思路、方法等方面的有效性（司显柱2009），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框架对教材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解释程度（张伟年 2014）等。

　　进入21世纪，教材理论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相关研究重点关注英语教材编写理念、依据、框架、原则、特点、方法，以及任务设计、主要问题、特色创新等。研究对象涵盖口译、多媒体电子、复合型、ESP、英语写作、多模态、旅游英语、商务英语、跨文化交际教材等不同类型教材（如戴炜栋，王雪梅 2005；高嘉景 2009）。研究视角包括交际法、人本主义教育观、课程思政、图式理论、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等（如孙有中 2020）。

　　研究者也开始分析与评价某一教材或系列教材，包括《大学英语》、《快速阅读》、《现代大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以及“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等（如束定芳 2008；徐鹰，钟书能 2019）。此外，英语教材研发理论同样受到青睐，研究视角涉及连接主义、体验哲学、输入一输出假设等（如鲍敏，李霄翔 2017）。也有学者对英语文学、语言学教材等进行了系统性介绍与评价（如徐蕾 2014）。

　　英语教材实证研究数量（104篇）仅次于理论研究。结合图2的关键词，笔者归纳出5个研究主题：教材编写、教材建设与研发、教材使用、教材内容分析、教材评估。

　　教材编写实证研究大多运用质性方法分析英语教材的编写理念、特点、问题与对策。研究对象涵盖学术英语导向类教材（束定芳，安琳 2014）、英语精读教材（沈黎 2001）等不同类型的英语教材。

　　教材建设与研发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分析各类英语教材建设现状，另一类运用量化方法探究英语教材语料库或教材词表的创建与应用（胡开宝，李翼 2016；金檀等 2019）。个性化、智能化英语教材语料库建设与研发有利于我国英语课程开发和教学实践开展。

　　教材使用研究大多运用量化方法调查教材使用情况，如师生对教材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等。教材类别包括写作教材、学术思辨教材、视听说教程、综合英语教程、产出导向法教程等，教材使用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学生、教学环境、教学效果、考试等（如张虹等 2021）。此外，为数不多的质性研究从活动理论或社会文化视角探究教师使用英语教材的策略与动机（徐锦芬，范玉梅2017）。

　　教材内容分析在实证研究中占比最大，可分为语言类内容和非语言类内容分析。语言类内容分析常用量化方法考察不同学段教材中的词语搭配、时态语态、语块对比、词族分布、语法布局、语类特征、语篇类型、语用知识等（如李民，余中秋 2020），理论框架涉及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动态系统理论等。非语言类内容分析则聚焦中学和高校英语教材中的任务设计、活动编排、跨学科内容、中华文化、思辨能力、核心价值观等（如陈则航等 2020；张虹，于睿 2020），或是以认知理论、互文理论、“内容与语言融合”理念为概念框架，或是从功能语言学、思政视角、教育视角、现代课程论视角展开讨论。

　　教材评估研究以量表研制为重心，探究教材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如张虹，李晓楠 2022），为教材编写、分析、评价及跨文化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综述研究仅有11篇，其中大学通用英语教材研究4篇，具体类别教材研究7篇，聚焦国内外语类期刊论文的数量、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综述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国内外语学界的高校英语教材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研究对象中，大学英语教材多于专业英语教材，综合英语教材多于配套教材；研究内容呈现“重编写、轻评估”特征，缺乏对教材使用主体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但是量化研究逐年增加。2020年之后，综述研究更加关注教材研究的热点话题，比如商务英语教材发展（王立非，任杰 2021）、外语教材评估（贾蕃 2022）等。

　　1962年以来，我国英语教材研究不断发展，论文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内容涉及教材不同方面，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1）论文数量整体偏少。以2021年为例，外语类核心期刊共发文1426篇，其中教材研究论文15篇，仅占1.1%。不难发现，国内英语教材研究虽然总量递增，但在外语界研究的发文总量中占比较小，与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2）研究视角单一、片面。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视角：一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教材评估框架的合理性、教材设计与编写特点、教材研发依据与原则等（如陈坚林 2011；孙有中 2020）。二是采用客位的研究者视角，通过观察、访谈、分析对教材内容特点和评价体系进行阐释（如陈则航等 2020；李民，余中秋 2020）。然而，教材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教材研发、编写、使用、评估过程纷繁复杂，参与主体与对象各有不同，单一视角研究的结果说服力不强，推广度不高。

　　（3）研究内容不够系统。图3的关键词突现反映了60年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热点的演变发展。结合表1和图3可以发现：首先，现有理论文献多为宏观思辨性探讨，理论与实践结合、服务实际英语教学的体系化研究寥寥无几。其次，实证研究大多聚焦教材编写特点和教材文本内容分析，忽视了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学生及教学情境的互动与变化。国外已有学者围绕教材开发、教材使用、教材评估开展了系统考察（如Bao 2018；Tomlinson & Masuhara 2018），而国内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三，研究对象多为大学英语教材，尤其是综合英语教材，对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关注不够。这一“片面性倾向”（杨港，陈坚林 2013）不利于形成“一条龙”英语教材建设体系。

　　（4）研究范式具备“有限的合理性”（王攀峰 2019：46），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较多，人文理解研究范式较少。多数研究将教材视为客观存在的知识实体（如司显柱 2009），教材的社会文化建构特征（如徐锦芬，范玉梅 2017）未得到广泛关注。从实证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占比较大，定性研究匮乏，混合方法鲜见；横向对比研究较多，纵向历时研究较少。

　　针对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问题与不足，笔者从以下方面展望英语教材研究的发展前景。

　　（1）从成果数量来看，广大英语教师、学校教务部门及国家教材管理部门应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英语教材研究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在个人层面，英语教师要不断反思教材使用过程中的挑战与收获，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理念，产出更多教材研究成果。在学校层面，应为提升教师教材研究水平创造条件，比如定期组织讲座、工作坊，加强英语教材研究学术成果奖励机制建设等。在国家层面，可设立英语教材研究专门项目，提高教材研究资助力度。

　　（2）从研究视角来看，应博采各家理论精粹，多方位探索英语教材编写、使用与评估。一方面，注重宏观理论探讨与微观内容剖析相结合，客位研究者视角与主位使用者视角相结合。例如，从教材编写者、出版者、使用者多群体视角出发，考察教材编写特点与使用效果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另一方面，注重从跨学科视角解决教材领域的独特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学者已开始吸收话语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相关理论，借助学科交又和理论关联来构建教材研究的方法论框架（Fuchs & Bock 2018）。在社会文化情境和课堂情境双重背景下，从多学科视角探讨英语教材是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研究者可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动态系统理论等视角，探究学习者使用英语教材过程中的行为投入、心理情感等要素。

　　（3）从研究内容来看，应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既关注教材内容，更重视教材使用。首先，前期理论研究多聚焦教材与“外语教学”、“听说能力”、“写作能力”等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从课程思政视角拓展教材研究内涵，重视教材蕴涵的文化、情感、价值观的立德树人作用。其次，教材价值实现离不开教材使用过程，教材使用涉及教师行为与策略，以及学习者性别、年龄、动机、观念等诸多因素，因此相关实证研究须深入考察教材使用过程中不同使用群体的个体差异。第三，注重数字化多元智能模式英语教材研发的实证探讨。国外研究者已将视线投向教材开发中“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将互联网与后疫情时代的新型智能教材纳入研究范围（Bao 2018；Norton & Buchanan 2022）。由此，如何研发创新型、数字化、学生自发参与的教材是我国英语教材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最后，教师在教材使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尤其需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材使用培训的内容、形式与效果。

　　（4）从研究范式来看，应与国外前沿研究接轨，实现研究方法的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国内已有研究通常采用量化方法，利用语料库等工具分析某一（系列）教材的特点。这种基于传统简约论（reductionism）的横断面式线性方法无法准确剖析教材内容的历时发展与使用过程。实际上，英语教材具有动态性，表现为时间维度特征；具有情境性，表现为空间维度特征。教材使用实则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系统内各要素处于互动状态，且它们之间的干扰与关联具有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据此，未来英语教材研究应从共时研究转向历时研究，从孤立研究转向互联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

　　教材研究的智能转向体现为从描述性分析转变为预测性分析。描述性分析基于数据信息，通过整理、描述、解释等方法实施定量或定性分析，揭示事物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信息化时代，预测性分析成为人类文化认知的重要特征（参见王攀峰 2019），即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描述和挖掘前沿问题，通过建立模型发现事物内在联系，把握发展趋势，作出合理决策。预测性分析在教材设计、研发与评估中的应用是英语教材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线.结语

　　本文借助CiteSpace统计分析软件，对1962-2022年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英语教材研究论文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结果发现，整体发文趋势起伏波动较大，研究视角注重宏观理论探讨和客位研究者剖析，研究内容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研发等诸多方面，研究类型以理论、实证研究为主。研究存在的缺陷是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视角片面、单一，研究内容不够系统，研究范式适切性欠缺。未来研究应加大成果产出，拓宽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转变研究范式，实现研究方法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

　　本文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改革能够提供有益启示。一方面，教材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以课程思政引领的新时代教材建设和研究新趋势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较高综合素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另一方面，教材建设是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构建新时代“大外语”格局和新文科背景下“大外语”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是加强跨学科、智能化、创新型英语教材建设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