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传媒｜文化进化论视角中的文化异质性

　　传统上理解文化异质性主要有两种视角：基于“进化论”的视角和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前者认为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文化的发展阶段遵循高低先后的顺序；后者则认为，社会作为一种制约系统，文化是其外在的表达，是社会成员共同情感的反映，文化具有保持社会系统完整性的功能。本文集中探讨了文化进化论视角中的文化异质性特征。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和表达，正如学者赵旭东所言，“如果说文化包括了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那么人的表达就是通过文化而得以实现的，也可以径直而简略地说，人的表达就是文化的表达，人借助文化的表达而实现自我的表达。”世界浩渺，天地苍茫，受制于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身处不同区域的人们从建立社会起就经历各异的生活状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积淀，文化异质性由此而来。

　　文化异质性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差异，但与“文化差异”相比，“文化异质性”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阔和充实。文化差异突出外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所谓的外在表现形式，既包括肉眼可见的具体事物，如图腾、建筑、绘画，也包括亲身可感的行为方式，如风俗习惯、俗语俚语等。文化异质性在外在表现形式之外，更强调内在的作用机制，更抽象，也更深入。

　　以中国特有的“玉”文化为例，在文化差异的层面，表现为中国古代对玉石的特殊偏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以藏玉为爱好，对成色丰足，形态优雅的玉石推崇备至，由此更是造就了“和田玉”等一系列举世闻名的玉石品种；而在文化异质性的层面上来看，中国人对玉石的推崇背后，是一类社会共同情感的体现，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共同情感是在集体生活形成的一套关于社会体系及其结构中各部分的映像。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玉”不同于矿石鉴定标准上的“玉石”，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即言：“玉，石之美者，有五德”，从“玉”出现伊始，它就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属性，从人生祈福的载体，到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甚至作为浩瀚宇宙的征，“玉”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玉石本身。而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形成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独特文化形式，正是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孕育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遥远的通行路程和单一落后的交通方式，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往来可谓凤毛麟角，每一次成功的交流都足以被载入史册成为一段佳话，在西方世界，十三世纪便已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是冒险家的榜样，在中国，唐玄奘西游印度、鉴真东渡日本、郑和远下西洋一直是人民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彼时的世界实际上还是诸多相互独立的文化体的简单组合，各地域文化之间不甚熟悉，加之文化交流施行不易，在本就不多的往来中真正做到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纵然是秉着“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目的的郑和下西洋，最终也分明成了建立并巩固邦交的国事访问。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各地域文化之间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下，欧洲诸国展开疯狂的原始资本积累，由此进一步地，文化之间的平等尊重被殖民者置之脑后，几千年来各地域文化之间的稳定格局不复存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化异质性”的概念，也是在此之后才真正有了意义，正如“黑”与“白”相对而生，没有持续、频繁的文化碰撞，“文化异质性”也就无从体现。

　　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文化的压迫自新航路开辟后一直存在，但是直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式形成，这种剥削、压榨甚至是毁灭其他文化的行为才真正有了理论上的依靠。在进化论者的眼中，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可以分成先后不同的阶段。这种观念其实早在17 世纪的西方社会就已经初步形成，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强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扩张，一种把自然界的事物按发展的先后高低以及简单复杂加以分类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以此将整个世界体系化、逻辑化。

　　进化论的基本思想进入文化研究领域造就了文化进化论。学界一般普遍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进化论是由赫伯特·斯宾塞建立起来，他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从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演变历程上看，斯宾塞所提出的进化论甚至先于达尔文，笔者为了便于稍后对进化论视角的解读，在此将斯宾塞与达尔文思想之间的关系简要概括为：斯宾塞作为进化论的先驱，对进化论思想的贡献先于达尔文，他系统的提出了之后延续一百余年的文化进化论思想，达尔文则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进化论的思想成果，社会与文化进化的基本思想早已有之，达尔文与斯宾塞都是进化论思想的总结发扬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全面且系统深入，是其后社会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重要参考坐标，本文所言的进化论视角主要遵循达尔文的进化思想。

　　文化进化论的发展谱系由早期文化进化论（或称“经典文化进化论”）到过渡时期的文化进化论，再到新文化进化论。从“单线进化论”到“普遍进化论”、“多线进化论”不断演变完善。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在文化观念领域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文化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从低级不断发展完善，进化到更高级的状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化是当时最先进、最优越的文化，由此形成对其他文化的贬低和鄙视；另一方面，“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较低级的文化如果不适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只会被历史所淘汰。在这里，欧洲的殖民者夸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偷换了“淘汰”的概念，他们将本应由社会发展自然新陈代谢完成的任务强加到自己身上，以此标榜种族剥削的行为，为种族屠杀作辩护。这种视角一路延伸至今，经历了文化相对主义、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极端民族主义的变迁，外在概念上存在区别，本质上都是对“进化论”的回归。

　　几乎与进化论发表同时，欧洲的文化人类学还存在另外一种传统，认为古希腊文明影响了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他们热衷于研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著作和典藏文献，比较当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结构、宗教、习俗等。这一类研究通常被成为“古典研究”，人类学的鼻祖泰勒对这一类的文化研究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古典研究一派分析古希腊神话和典籍中关于社会风俗和文化的描述，试图去描摹数千年前的文化状态。但是向前看的吸引力终究是大过回头看，强调发展的进化论的人类学传统影响远大于回顾文化起源的古典研究，而且，一味以古希腊为标靶的溯源还带来了诸如“西方中心论”等一系列问题。

　　“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传统使得西方社会对于异域文化的研究变得更加有理有据，因为他们相信，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最高阶段，而其他文明仅仅是居优越地位西方文明进化道路上的一些阴影而已。”这种傲慢的态度从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典型的推理模式中即可见一斑，这种模式被拉德克里夫·布朗概括为“假如我是一匹马”，这种抽象的说法来自于英国乡村的传闻故事：某个农夫家的马跑掉了，农夫却并不急着去寻它，而是站在坏点的围栏旁，思考“假如我是一匹马，我会跑到哪儿去”，拉德克里夫·布朗用“假如我是一匹马”批评以弗雷泽爵士为代表的进化论者热衷于“藤椅上的研究”，通过搜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二手文字信息资料，凭主观简单的推理来考察异域文化。

　　总的而言，进化论视角下理解文化异质性主要有三个角度：1.文化的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差异，只是由于不同地域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在外在的表现上存在差异，文化异质性可以通过促进发展，推动文化进步来逐渐缩小；2.先进的生产力所代表的文化比较低生产力所代表的文化更高级，更优越；（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欧洲文化是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3.文化的发展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落后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注定被历史淘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这三个结论循序渐进，认为文化差异是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是另外两个理论的前提，在这里要回到前文对文化进化论的讨论，文化进化论有“单线进化论”与“多线进化论”之分。

　　“单线进化论”以泰勒为代表，认为最落后的和最文明的各民族文化是一整个体系。认为所有社会都要经历从蒙昧到文明的阶段。“单线性进化论”还认为同一时代不同的社会可以存在不同的进化阶段，认为文化没有优劣，只是发展的阶段不同。现有阶段的文化既是过去的产物，又是未来的基础。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一方面，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单线进化论”的框架下，一种文化的现在即另一种文化的未来，举例而言，某种极端意义上说，进入工业社会后的印第安文明就是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翻版。这种框架是基于泰勒本人对“文化”的定义，在泰勒看来，文化包含社会生活的所有，“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但实际上，文化并不是区域社会的全部，受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形态，即使是在同时进入工业社会，拥有同等生产力水平的前提下，两种文化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微观上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与德国，中观上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文化与美利坚文化。

　　“多线进化论”由斯图尔德提出，试图通过对全世界各地历史顺序来分析，论证类似的历程产生类似的结构。人类的各个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各自接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并没有一个人类社会统一的发展路线，多线进化论的任务是说明种种不同社会结构之不同发展路线的因果关系。“多线进化论”兼顾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效应，是从单线进化论向前的一大进步。“多线进化论”框架下，不同文化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一种文化的现在即它的现在，另一种文化的过去只是它的过去，多股相异的文化齐头并进，如同疾驰在高速公路的轿车，并行不悖。进化论视角下的第一个结论更多地遵循“单线进化论的”逻辑，受进化论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其他落后文化来找到西方文化的过去，但同时，它肯定文化差异的不可消灭，即使是同一阶段的不同地域文化也会存在差别，这又是“多线进化论”的结论之一。

　　理解文化异质性时，对进化论视角进行批判针对前文提到的结论，从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文化异质性的根源是不同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差异，这一点与对“单线进化论”的批判相似。古希腊地域狭小，以丘陵为主，平原面积极少，地处北纬40 度，形成独特的地中海气候；经济上，农业难以发展，利用沿海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平等互惠的商人思维和开拓未知的冒险精神逐渐形成；政治上，受限于地形和人口数量，加之商品经济发达，小国寡民的城邦体制成其特色，为了维护城邦的发展，民主政治思想根深蒂固。反观古代中国，以汉代为例，疆域辽阔，黄河流域、中原一带土壤肥沃，受东南亚季风加持，农业经济发达，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独立经营，商业经济缺乏动力；幅员辽阔要求中央集权，封建制度不可动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逐步跨入帝国主义阶段；代议制民主不断完善，现代政治体制初见雏形；对外开展殖民掠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体制土崩瓦解，但是迎来的并不是彻底地西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资本主义绝处求生，发展缓慢，政治体制更迭频繁，民智普遍未开。

　　进入二十一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如约而至，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定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放，经济迅速腾飞。

　　从社会定型期伊始，中国与欧洲就走上了完全不同道路，在各异的发展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迥异的民族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取向逐步影响到各自今后的发展，直到今天，影响依然存在。

　　中国与欧洲文化的差异是本质上的差异，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这种差异不会因发展的阶段相同而消失，相反，这种差别会逐渐累积，一步一步最终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文化的优劣也不能由其出现的时间先后或生产力水平而定。作为第一个结论的延伸，在量的层面上，文化往往只能和自己比较。我们能够说当今中国的文化较之唐朝文化如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较幕府时期如何，但是不能将其与任何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提并论。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以差异表述为主，一旦掺进自己的取向判断，有了孰优孰劣的结论，便是走进了“单线进化论”的误区。而将“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观点引入文化研究领域本没有错，作为自然界正常新陈代谢现象，文化的消亡更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繁荣。但“优胜劣汰”脱离于自然权力，与人类权力相结合，带来的便是灾难。

　　进化论作为生物学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来透视文化的存在。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来自欧洲的开拓者，还是固步自封的新大陆的原住民，都惊异于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同等精妙的文化体，在那之后，文化领域地理层面上的横向比较和影响逐渐增多，世人也多沉溺于此，弗雷泽一类的学者，以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字消息资料为参考，力图推理出异域文化的面貌；马林诺夫斯基一类的学者，则亲自前往人迹罕至的原始文化部落。经济和种植作物的大范围成规模的流动是文化横向影响的重要见证，客观上讲，备受批评的奴隶贸易也在无形之间拉近了当今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和拉美文化的距离。

　　而进化论则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开辟出一个新的路径，进化发展和分类归纳是进化论的基本思想，进化发展的视角为文化提供了纵向的参考，它和横向的文化比较一起使得大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定位成为可能；分类归纳的思想则结束了文化领域混乱无序的局面，在文化进化论的指导下，东方文明、欧洲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文化格局逐渐清晰明了。

　　[1]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

　　[2]赵旭东.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3]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