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能源投资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选

　　进入本世纪以来，全球新能源消费发展迅猛，各国新能源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展示出不同的新能源投资节奏，多数国家对发展新能源采取了一定的激励政策，但政策强度和效果存在差距。对2004－2019年全球新能源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各国新能源投资情况的演变趋势，分析各国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实力是各国参与新能源投资的基础，国际碳减排的压力是投资新能源的主要动力；同时，各国的投资意愿受其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限制，煤炭与石油大国新能源的投资力度相对较低。在世界能源转型趋势下，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投资可再生资源。随着经济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国内新能源的发展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未来。未来新能源发展将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能源企业必须顺应政策形势，加强技术研发，将新能源发展作为长期战略任务，全力构建多元化的洁净能源供应体系。

　　进入本世纪以来，全球新能源发展迅猛，2019年，世界新能源消费达到28.98艾焦耳（EJ），是2004年的7.5倍，全球占比从不到1%迅速上升至5%。聚焦近5年，不同地区新能源消费均稳定上升；从增速上来看，亚太及非洲地区始终保持最高增速（见图1）。从消费量上看，亚太地区新能源消费在其所有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与欧美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预计2020年后将仍是该领域的增长主力。

　　国际新能源将继续在能源转型浪潮中不断发展。国际能源署（IEA）在2019年的展望报告中预测，未来20年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能源需求总量增长速度的两倍，在2025年，新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就将超过煤炭，到2040年，新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从2018年的26%增加到44%。新增的产能与需求，意味着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新能源将始终是能源领域的投资热点。

　　聚焦今后能源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了更好地解释各国对于新能源不同的态度与意愿，本文将投资数据作为主要观测值。在2004－2019年的16年观测期中，全球新能源投资额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见图4）。2017年达到峰值3225亿美元，超过2004年的7倍。从增速上看，随着基数变大，总体趋势逐渐放缓。但根据每年具体情况的不同，同时也受投资周期性的影响，不同年份会有所波动，多数年份维持正增长，并且半数年份增速超过10%，整体发展迅猛。2004到2007年为高速增长期，增速连续三年超过40%，2008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投资收紧，增速滑坡到21%，并于2009年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但次年开始反弹。2012年后，欧洲新能源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期，《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同时由于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欧洲各国纷纷缩减新能源补贴，导致新能源投资大幅下滑，拉低了全球投资总量。经过3年的调整，全球新能源补贴普遍削减，欧洲和美洲地区的投资水平趋于稳定，亚太地区取代欧洲地区，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世界新能源发展进入理性增长期。

　　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如图5所示，欧洲地区作为能源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和先行者，从2004年到2012年始终领跑新能源的投资，占比保持在40%左右，2010年一度达到46%。情况从2012年后发生变化，新能源发展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主要是中国。此后亚太地区投资继续加速，与欧美地区拉开差距，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美洲的表现则始终比较稳定，并在后期趋于保守，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投资量就被亚洲超过，并且和欧洲一样在2012年之后放缓转型步伐，此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投资量。

　　在国家层面，各个国家的新能源投资无论从体量还是节奏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20国集团（G20）国家是新能源发展的主力，除欧盟外的19个国家新能源投资占全球的比例约为75%，根据各个国家的投资总量和投资强度（投资额在GDP中的占比），如图6所示，除中国和美国外，可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

　　中国和美国对新能源的投资总量远超其他国家，2019年投资金额合计达到1500亿美元，全球占比达到近50%。德国、英国、意大利作为主要的欧洲国家，在新能源发展领域一直比较积极，投资高峰出现得也相对较早，日本则是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迅速向新能源倾斜。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着新能源投资的领军者，是能源转型的积极推动者。

　　巴西早期主要发展的是生物质能，后来逐渐以风能和太阳能取代。加拿大的投资周期比较接近欧洲国家，发展较早，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墨西哥的转型步伐则相对较晚，但是近几年也开始明显加快，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增长主力。

　　至于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20国集团国家中对新能源投资表现得更为谨慎。这些国家一方面投资总量小，另一方面进入新能源领域时间比较晚，投资去向大多是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成本也已经降低下来的风能和太阳能，总体表现比较保守。

　　20国集团国家的表现直观显示出，各国在新能源投资数量、时间上都出现了诸多分化。直接对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进行国别比较分析，不难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可能靠前，例如美国、日本、欧洲各国，而油气资源越丰富的国家排名越靠后，例如沙特阿拉伯、俄罗斯。

　　总体而言，尽管新能源的投资主体和结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都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升的趋势是明确的，即便过程波折，转型的方向却始终坚定。放眼下一阶段的能源转型，新能源仍然处在重大发展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在既定政策下，2019－2030年、2031－2040年全球新能源年均投资与2018年相比将分别上升39%和57%，如果考虑可持续发展情境，2031－2040年的年均投资较2018年将上升137%。

　　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可能会展示出不同的投资节奏，政策与技术决定了新能源发展的节奏与结构，既驱动着国际新能源的历史演变，也塑造了当前的投资格局与未来发展趋势。纵观全球新能源市场，把握住不同时期地理上和结构上的投资重点与热点，对于各国的政策制定、能源企业的转型规划和国际业务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各国新能源的投资与其经济实力相关。纵观各国对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力度，“大国领跑”特征尤为显著。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新能源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难度，其成本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大多仍处在高位，部分甚至还处在研发试验阶段，因此经济实力越强的国家，越有能力参与到新能源领域中。

　　从生产角度看，石油生产能力与新能源投资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石油仍是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能源，观测阶段内占比始终维持在40%左右，产油能力强的国家缺少动机去推行新能源；煤炭和天然气与清洁能源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前者由于碳排放系数高、污染大，正处在被清洁能源替代的状态，但其经济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较新能源有巨大优势；天然气作为清洁的化石能源，在目前的能源转型中与煤炭处在相反的位置，一方面，积极推动能源转型的国家很可能同时发展天然气和新能源，但同时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从数据角度难以分离出这样的双重效应。

　　从消费角度看，石油和煤炭消费量大的国家，投资新能源的意愿更低。尽管方向一致，但这两个变量发挥作用的机制却有所不同。能源消费存在路径依赖，石油消费大国在能源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缺乏主动转型的动机。煤炭的供应和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生产上与石油同样具有新能源替代物的属性，尽管替代性较石油更弱，但考虑到煤炭资源大多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相对落后，转型的动力和实力都略有不足。

　　对于化石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来说，一方面，短时间内并不会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严重的负外部性，意味着能源的使用者不一定是后果的直接承担者，何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因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历史消费的政治分歧。因此只要能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量减少直接污染，在新能源的经济性达到一定水平之前，这些国家都很难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分化正是由此开始。

　　基于此逻辑，西欧国家首先分化出来。由于工业发展较早，石油资源匮乏，早在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时期，西欧国家就已经被迫开始寻求新的能源替代，时至今日，欧洲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已经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而化石能源储量相对丰富的国家，例如因为页岩气革命重新在化石能源领域拥有了话语权的美国，以及油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中东国家，相较之下就远没有欧洲国家积极。煤炭大国面临的压力要远高于产油国，但产煤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发展新能源的实力尚有欠缺，因此同样更倾向于使用本国的煤炭资源，在新能源的发展上，步伐亦相对保守。

　　经济实力是各国参与新能源发展的基础，同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能源需求量也更高，能源安全问题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化石能源储备仍然丰富的当下，投资新能源更多是出于能源安全考虑的长期战略行为，因此大国通常比规模小、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更有动力。

　　全球气候问题无疑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议题，碳减排压力逐渐成为当前各个国家能源转型最直接的动力。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要更全面地解决气候问题，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国际气候框架协议并未对各国新能源投资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仅对部分发达国家设定了减排目标；2010年通过的《坎昆协议》是各国妥协的结果，并不具备法律效力；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虽然未对新能源的新增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在对比实验中，与新能源领域的收并购投资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资本市场对《巴黎协定》的积极反应早于实体经济，考虑《巴黎协定》设定的多是2020年后的远景目标，今后该协议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发展新能源的阻力，实质上就是转型成本过高的问题。能源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即越是化石能源的消费大国越难向非化石能源领域发展。一个国家原本的能源结构本身就是由资源禀赋所塑造的，转型其实就是要突破这种粘性，而要突破，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尤其是经济代价。目前新能源仍然属于新兴领域，要让市场主动替换，不仅需要新能源的成本低于传统能源，还需要让新增利润覆盖转型的过程成本。如果技术水平尚不足以达到这一点，政策补贴就自然成为了当前各国在新能源领域最终表现的决定因素。

　　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早前的欧洲进行能源转型时，已经处在工业高度发达的阶段，并开始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无论是资金、技术实力还是工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能耗变化，都为其突破能源结构的粘性提供了便利。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正处在工业发展的上升期，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对能源的经济性要求远超发达国家，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能源转型并不是一项划算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具有更强的政策依赖性。

　　政策和技术是克服来自能源消费粘性和新能源高成本阻力的关键。政府通过财税优惠补贴等方式，可以减轻企业发展新能源的成本压力，弥补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突破转型阻力。技术进步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另一个动力，从近几年新能源的投资结构来看，风能和太阳能占据了主要部分，这是由于风电和光伏技术的进步使其发电成本迅速下降，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性显著增加。即便是油气资源大国，例如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也同样在近几年中开始大规模投资风电、光伏项目。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凭借其清洁、可再生的优势，一旦解决经济性问题，获得盈利空间，便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规模的发展。

　　基于对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的判断，预测国际新能源发展的前景，从总体趋势上看，碳减排压力与《巴黎协定》的生效将在2020年后进一步强化各国的激励政策，加快全球能源向低碳化、清洁化方向发展。

　　经济的发展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为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欧洲国家将凭借着经济的基础与技术的积累，在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下，继续发力发展新能源，并将率先完成能源转型。美国在短期内仍将以油气发展为主，但在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其新能源产业也将得到高速发展。当前，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规则正在改变，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路径依赖提供契机，新兴经济体在中短期无疑仍是新能源投资的主要增长点，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新能源领域继续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和油气资源丰富的能源出口国，短期内仍处在新能源发展动力不足的状态，随着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国家将在更长的周期中加入到发展新能源的队伍中。

　　作者单位：1.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2.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企业改革和法律部